人类既是文明的创造者，又是文明成果的体现者。人类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同时文明成果的积累也推动了人类的演进。文明史既是人类的创造史，也是人类的演进史。编纂文明史，就是用文字把这创造和演进的过程记录下来。

我们在本书中描述中华文明演进的过程，特别注意用浓墨重彩描绘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亮点，彰显那些对文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如果说，人和人的创造是本书的中心，那么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则是本书的三根支柱。在描述文明发展过程时，我们注意这三方面参差错落的情形，在不同时期侧重不同。

文明史不同于科技史、制度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等的简单拼合，更不是一部百科知识全书，既不能脱离各门专史，又要力求多学科的交叉与综合。同时研究文明史必须重视文献资料，也必须重视文物考古资料，并且努力将这两方面的资料结合起来，进行互证。当然考察中华文明史，不能脱离世界文明的大格局。应当力求写出中华文明各个时期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所处的地位，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以及中华文明对世界其他各种文明的吸收和借鉴。

回顾过去是为了瞻望未来。中华文明史应当在总结文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启发读者思考未来文明的发展方向。

首先，我们要欢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更加广泛和深刻的文化交往，积极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过去，中华文明在与外来文明的接触中，既然能够吸取改造它们以丰富发展自己，今后必然能够做得更好。

其次，中华文明应当更主动地走向世界。我们现在对世界的了解虽然还很不够，但是世界对我们的了解更少、更肤浅。牛津大学教授雷蒙·道森在其名著《中国变色龙——欧洲中国文明观之分析》一书中总结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似乎在两个极端间变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国，或者是停滞与落后的象征。中国时而被描绘为富裕的、先进的、聪明的、美好的、强大的和诚实的，时而被描绘为贫穷的、落后的、脆弱的。由此可见，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中国的实际有很大的距离。西方对待东方的态度，常常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只有西方才拥有解释东方的权威。我们并不想纠缠他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所持有的种种偏见，只是从中深切地感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具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在世界上充分展示自己的真面目。

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繁荣，世界更需要了解中国;中华文明也会得到更多的途径走向世界。经济全球化对中华文明来说，机遇大于挑战。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这种形势，把握这个历史机遇，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要坚持文明的自主。无论是引进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还是走向世界，都是我们自主的意识和行为。回顾历史，汉唐人对外来文明的开放胸襟与拿来为自己所用的宏大气魄，即鲁迅称之为“闳放”的那种态度，便是自主性的很好表现。西方近代文明，从明朝末年逐渐传入中国，鸦片战争之后大量涌入，影响着中国百余年来的历史进程，但中华文明并没有失去自主的能力。到了今天，我们更有条件加强文明的自主性，自己决定自己文明的命运。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我们一方面要采取坚决的切实的措施，努力保持中华文明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民族特色是因比较而存在的，越是有比较就越能显示自己，因此要坚持和其他文明开展交流。还要看到文明的民族特色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与其他文明交流的过程中，有些因素会凸显出来，有些因素则会逐渐淡化乃至消失，应当创造条件促成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特色逐步形成。

总之，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到来的，既不是单一的全球文化，也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多元的繁荣，以及文明的自主。这种新的文化生态的出现和确立，是人类进化到更高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必能抓住这个历史的机遇，实现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必能以高度的文明重塑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具有几千年历史而从未中断过的中华文明，必将在世界未来的文明进程中再现自己的辉煌，并对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节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四卷本《中华文明史》总绪论)